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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民间的升值和官方的贬值

发布时间:2019-06-09 08: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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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八九运动以血腥的悲剧告终,但是八九运动也为中国留下了丰厚的政治遗产,即在促成人权意识觉醒的同时,也使中共所固守的价值系统在人们心中瓦解——包括在绝大多数官僚们的心中,这无疑是八九运动留给中国的另一项政治遗产。

目前的中国,中共还是的执政党,仍然垄断着所有的公权力和公共传媒,并通过对民间力量的严厉打压和意识形态灌输来维护其独裁地位和政治稳定,而且在短期内,似乎还看不到能够打破中共的垄断地位的有组织的民间力量的崛起。然而,中共政权的权威和信誉的严重流失,统治效力的日益下降,已经无法对民间社会形成完全有效的整体控制。之所以如此,乃在于:自下而上的民间压力促成了自上而下的官方改革,改革又进一步释放出自下而上的民间力量,而民间力量一旦觉醒,其自发成长便难以阻挡,必然逐渐压缩官方控制力的覆盖面,一点点地蚕食政权所垄断的资源,推动着中国向大社会小政府的方向演变。即便官方奉行的利益至上的收买策略,也至多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利于中共对社会精英的统战,也造成了官方资源的流失和下层不满的积累,并非全然有利于中共统治。

一国家、公有和官权的贬值

改革以来,公众的行为及其动力发生了巨变,自利意识及谋求个人利益化,成为人们行为的主要动力和生活目标,社会多元化趋势已经不可阻挡。相应地,社会价值观也同步地发生急遽变化,甚至可以说,开始于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说明,中国的改革,不仅是自上而下的官方主导型改革,而且也是价值观更新先行的启蒙型改革。观念启蒙所导致的重要的变化无疑是:在人们的社会评价系统中,“国家”和“公有”的至上地位大幅度贬值,如同被抛弃的过时明星;而“民间”和“私有”的地位则大幅度升值,甚至就是由卑贱走向尊贵。

基于毛泽东时代的极权国家和公有制所造成的深重灾难,以往的一系列与国家相关的正面价值,在百姓的价值评价系统中逐渐变得越来越负面,以至于“国家”由至善的理想国变成了邪恶怪兽“利维坦”,“公有”由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变成了谁都可以占便宜的无主货摊,“国营”由生产力的代表变成了低效腐败的代名词,“大公无私”由道德至善变成了空洞教条和陈腐观念。

与此相适应,代表官方的衙门和官员的正面价值也急遽贬值。

尽管,中国的官本位体制并没有实质性改变,在当下中国的社会资源组合中,官僚阶层手中的政治权力仍然是竞争力的私人资源;在国人的价值偏好中,慕官当官和攀权附贵的官本位意识仍然普遍而顽固。但是,这种官本位意识在人们的价值排序中的优先性,更多是出于功利性的“事实判断”,而非出于道德上的“应然判断”。即,人们关注和热衷乌纱帽,只是出于利益至上的犬儒态度,而非价值评价系统中的褒奖。以至于,在国人人格中形成了这样的悖论:几乎无人在“应然价值”的判断上褒奖官本位意识,反而大都对之持严厉的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认为它是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制度累赘和观念障碍,是社会不公和道德滑坡的根本原因。而在实际的行为中,人们又普遍认同“有权就有一切”的制度现实,为了自身利益的化而媚权慕权,进而不择手段地跑官买官。近几年高校中出现的入党热,正是这种价值悖论的表现:争取入党的大学生们,绝非基于真心认同共产主义的价值体系,而是基于党票的功利效应。换言之,入党热标志着两种蒙昧主义价值观之间的自然转换:为党、为国家、为全人类、为共产主义的蒙昧理想主义之火早已熄灭,而自私自利的蒙昧机会主义的烈焰正在熊熊燃烧。国人热衷于入党和当官,绝非基于信仰和对人生的应然价值的选择,而仅仅是出于对当下的既得利益的计算。造成如此悖论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制度在本性上就处于“应然价值”和“事实判断”的分裂状态,在制度本身的道德导向上,也就必然是对说谎人格和人格分裂的激励。在官方的道德激励中,说谎者名利双全,诚实者身败名裂。而在民间的道德评价中,前者的名利双收是可耻的,后者的不计名利是高贵的。

所以,在民间的“道德应然”的价值评价系统中,代表国家、公有、国营的衙门变成了社会不公的主要根源,官员们变成贪婪腐败和滥用权力的孳生源,官话变成了大话、空话、套话和假话的代名词,官方发布的信息(主要是和统计数字)受到普遍的质疑,政权的御用写手的言论在社会评价中的贬值,甚至远远超过屈从于商业利益的写作,因为,在中国的特定国情下,“媚权”肯定比“媚钱”、“媚色”更有利益,所以也就更为恶劣,是所有“媚俗”写作中的的和的“媚俗”。

由此我们便能够解释,大导演张艺谋的大片《英雄》,之所以在得到了人民大会堂的首映式的官方厚待之时,在赢得了突破性的票房而让长期票房低迷的中国电影看到希望之时,却仍然受到海内外的民间知识界和严肃媒体的普遍批评的原因:除了该片宣扬“法西斯暴力美学”的倾向之外,更在于其向中共官方价值献媚的倾向——“献给独裁暴君的贺年卡”。高科技制作出的单一做作的画面,与其说是“美轮美奂”,不如说是大众情人式的明信片,喜欢情人节、生日和圣诞等贺卡的小资族或酷一族,也必然喜欢张艺谋的《英雄》的夸张风光。这也是近年来国内自由主义知识界对张艺谋、陈凯歌、吴子牛、张元等导演持激烈抨击态度的主要原因。

这些导演大都靠拍摄具有民间倾向的先锋电影起家,其早期影片皆不同程度地受到官方打压,所以赢得了民间评价的广泛认同和国际电影节的有力支持。然而,他们在民间和国际的双重支持下成名之后,却越来越远离民间道路而走上官方铺就的红地毯,当自称“非主流”导演的陈凯歌,一变而成为50年大庆观礼台上的被邀嘉宾之时,当因《活着》等影片受到官方打压的张艺谋,突然获得申奥申博的广告片的政府订单之时,当自称大陆的位地下导演的张元,摇身变成自称“真心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并拍摄革命影片《江姐》之时,当吴子牛在《鸽子号》被禁映之后,接连拍摄了电影《国歌》和电视剧《康熙王朝》之时,他们的身份,就由叛逆者变成帮闲者,即由被官方打压禁映的先锋艺术精英,变成被官方收买且主动向官方献媚的御用艺术精英;他们的作品,也由对现存制度和独裁传统的批判,变成了官方刻意制造的“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和“小康式太平盛世”的装饰。对《英雄》的评价,官方褒奖和民间贬抑之间的巨大反差,也是民间的“应然价值”标准发生巨变的例证。

二“新民谣”对官方价值的嘲讽和贬低

在当下中国,整个中共政权及官僚们,其权威性、公信力和凝聚力急遽下降,官方价值的贬值必然导致官员失去民间的尊重。而能反映官价贬值的公众评价,无疑是广为流传的“新民谣”。

当下中国的公共话语,大致可以划分为四种形态:独裁权力支撑的官方话语,知识权力支撑的精英话语,金钱权力支撑的商业文化话语,无权无势的地下民间话语——新民谣。近年来,从这些话语与现行体制的关系上看,在独裁权力仍然处于主宰地位的中国,官方话语、精英话语和商业文化话语之间,越来越形成一种共谋的关系。在三者的关系中,官方话语居于主导地位,精英话语和商业文化话语处于帮闲的依附地位,精英们为现政权及其统治策略进行学术化妆,商业文化为现行秩序提供歌舞升平的点缀。而代表弱势群体心声的民间话语始终被排斥在公共媒体之外,只能在私下小圈子里口口相传,或通过一些经常被关闭的民间站来传播。

这样,公共话语就被强制分割成地上和地下的两类,前三种话语也是地上话语,是权力本身的自我标榜,是屈从于政治权力的精英辩护,是贪婪于商业利润的文化帮闲。它们公开见诸于各类媒体,几乎占据了全部合法的公共舆论空间,共同塑造出一个光鲜亮丽、繁荣稳定的中国。民间话语是地下话语,有人们喜欢传递的小道消息和高层内幕,有发泄不满的诅咒和骂娘,有对时局和高官的调侃挖苦……它们只能流传于黑幕笼罩下的私人小圈子内和被频繁关闭的民间站或境外站上,揭示出一个政治黑暗、腐败横行、贫富分化、经济泡沫、道德堕落的危机四伏的中国。也就是说,当民间话语被垄断权力强制排斥在公开的公共话语领域之外时,一个被迫形成的地下民间话语市场便必然诞生。正如官方不允许卖淫和赌博合法地公开进入市场,卖淫业和赌博业就只能进入非法的地下市场一样。

执政者的作秀和官场腐败成为的民谣和笑话的素材库,几乎每个人都能讲一段以黄色为调料的政治笑话,几乎每一城镇和每一村庄都有广泛流传的讽刺性民谣,它们才是大陆民众真正的公共语言,与官方控制的媒体上的公开语言形成了鲜明对照:如果你每天只接受来自公开媒体的信息,满眼就是一片光明,恍如生活在天堂里;而如果你每天只汲取私下聊天的信息,就会举目皆是暗无天日,简直活在地狱中。而这些民间的信息交换和传播无法在阳光下公开进行,只能在私人之间的小圈子里流传。

如果说政府的各类公开的和非公开的禁令是正规黑幕制度的话,那么民间的小道消息就是另一种由恐怖统治制造的非正规黑幕,权贵在黑幕中瓜分全民资产和搞政治阴谋,民众在黑幕中发泄不满和自寻开心。两种黑幕中的大陆人遵守的是同一套规则,即正规制度下的非规范反规范的灰色潜规则。

听听遍布中国城乡的政治加色情的民间笑话和顺口溜,就能真切地体验到官员们在民间评价系统中的威信全无,已经达到普遍化的程度。民众挖苦嘲讽的衙门及其官员之广泛,几乎涵盖了官方系统的所有机构和各级官员:政权的纵向系统——上至党魁及中央政治局,下至基层政权及七品芝麻官,无一不在民谣的戏弄之中。如:

“中央干部忙组阁,省级干部忙出国,地县干部忙吃喝,区乡干部忙赌博,村里干部忙偷摸,学生干部忙爱国。”

对中共衙门的大不敬还表现在把中共衙门和下流色情联系起来。如:一则广为流传的关于党中央的谜语:

“女人月经带。打一权力机构。谜底:挡(‘党’的谐音)中央”。再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办公室”被民间简称为“射精办”;全国妇联被戏称为“消灭处女联合会”;把中共眼中的敏感日子成为“来月经”……

政权的横向系统——从工商、税务、法院、公安到其他部委及金融机构,也无一不被编入戏弄之列,如:

“民政部门报灾情,宣传部门报喜情,组织部门讲人情,物资部门凭交情。”

“跟着商业部,发财又致富;跟着外贸部,准成万元户;跟着统战部,处处有照顾;跟着铁道部,出门坐卧铺;跟着组织部,年年有进步;跟着宣传部,越干越糊涂;跟着教育部,肯定没出路。”

“税务官,权力大,国营私有全趴下;工商官,是恶霸,不塞票子就拿下;大法官,个个黑,原告被告一起卡;小警察,也不差,盲流野鸡一把抓。”

特别是对做了十三年党魁的江泽民,有关他的政治加色情的笑话多得难以计数,那些口口相传的传闻,通过民谣而广为流传,比如关于江泽民的色情民谣“三英战老江”:

“出国带着李瑞英,吹拉弹唱样样情;回国搂着宋祖英,歌舞升平夜夜情;回家瞪着猫头鹰(即江的妻子),垂头丧气绝了情”。再比如色情谜语:“宋祖英的腰带。打一烈士。谜底:江姐(‘解’的谐音)。”

嘲讽中共第三代的民谣,甚至连被誉为“朱青天”的朱鎔基也不放过,比如流传于东北的民谣:

“江大白唬李二屄,胡吹乱干朱鎔基……”

即便对刚刚上台的新政治局九常委,尽管精英界还寄予厚望,但是底层民众显然不抱什么奢望,照样以“民谣”嘲讽之。比如,十六大刚刚结束,就有一则民谣迅速流传:

“百姓腰包胡紧掏,压制改革误邦国,人民尚未温加饱,上上下下无官正,歌厅桑拿里藏春,满头大汗正裸干,真曾假贾九常委,到头肯定是黄局。”

现在的中国,在进入官方极力宣扬的小康社会的同时,也真的已经进入了一个分裂的“调笑时代”:一方面,社会黑暗的爆光是经过严格筛选的,政治黑幕的爆光是被严加禁止的,公共谎言充斥着所有传媒;另一方面,个人的肉体隐私却能够公开展览,血缘真情也可以随时公开叫卖。除了电视中的各类晚会、娱乐栏目、喜剧和小品之外,能凸现这种精神分裂症的项目,莫过于大陆民间的各类批评性、讽刺性、调侃性的新民谣。小道消息、讽刺性民谣和政治加色情的笑话的广泛流行,形成了另类大众文化和地下公共舆论,成为六四之后大陆中国的一大奇观。

令人为困惑的是,生活在如此巨大反差之中的人们,并不觉得有什么别扭;私下里万众唾弃的中共政权仍然稳稳当当,某些高层领导人仍然在全民的私下诅咒中风光无限。民谣本身在传播的过程中,其功能也不断发生畸变。它既是人们宣泄不满的创造,又是人们无奈之下的精神调剂品。在底层民间,它是弱势群体宣泄怨恨和抨击现实的表达工具,因为他们就是邪恶制度和昏官恶吏的直接受害者,对黑暗的现实有着刻骨铭心的切身体验;而当它传到大城市的白领阶层中、特别是精英们的私人饭局上,它就变成了佐餐的精神调料,因为他们是现存秩序的既得利益阶层之一,他们有钱有闲却精神空虚,他们讲究小资情调却做作矫情,他们在小圈子内转述民谣和笑话,类似《红楼梦》中的小姐们和丫鬟们向贾母讲述刘姥姥的笑话。于是,饱含着底层血泪、社会黑暗和草根智慧的民谣,变成了他们填补精神空虚的口腔休闲运动,正如在大城市呆久了,会偶尔产生日久生厌的情绪,需要在周末或黄金旅游周到郊外远足、下村庄观光、进农家吃饭……一样。

在大城市的精英圈内,每一个私人相聚的饭局都是一次牢骚发泄,一次政治笑话的汇演,有些嘲弄当权者的黄色政治笑话,在无数个不同的饭局上被反复演绎。这类牢骚和嘲弄,随着饭局的结束而结束,丝毫不影响人们在公开场合中的另一种表演。久而久之,这些完全不同于官方的民间创作,这些在私人饭局上的强烈不满,非但对现行的中共独裁没有任何威胁和伤害,反而成为一种民间自发性的纯娱乐项目,如同在紧张之余的闲暇中,看一个好莱坞大片或中央电视台的小品晚会,只是即时娱乐而已,笑过之后一切如故:要说谎时就说谎,要黑心时就黑心,要钻营时就不择手段……

在大陆,每一次血腥的灾难过后,大都是争吃人血馒头的过程,吃饱了的人们还会牢骚满腹,但是这样的牢骚和不满已经转变为愉悦身心的笑话。特别是现存秩序的受益阶层的牢骚,各类精英的不满,大城市白领们的怨恨,早已失去了匕首和投枪的锋芒,失去了真正的道义力量,而变成了牌桌上和饭局上的自我娱乐。它们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精神毒品,既与官方媒体中的小品化娱乐配合得天衣无缝,又具有官方小品所不具有的超强麻醉功能,人们陶醉于摔扑克、洗麻将的悦耳声音和酒足饭饱,津津乐道于花样翻新的政治笑话,象消费商品一样消费着新民谣中的苦难、黑暗和不满。物质白领们喜欢准备好名牌行头的假日远足,精神白领们更喜欢准备了大量政治笑话的精神旅游,二者都是有益于犬儒们的身心健康的休闲。

在轻浮小品化调笑中,在放荡的肉体狂欢中,在麻将桌上或私人饭局上或私家客厅里的笑话消费中,我们埋葬了正义感和同情心,在内在恐惧和利益化的驱动下,强制自己笑得灿烂而从容。正如本雅明在《法西斯艺术》中所言:“法西斯艺术便将现存的诸多关系化,其办法令各个个体制作者和观众成了麻痹症患者,那种关系原本可能由他们去改变的,现在一一瘫痪了。法西斯主义教导说:强行规定他们的行为态度,惟有如此,群众在迷惑状态下才能自行表达自己。”

可以说,“民谣中国”里的衙门及其官员,就是当下民意中的中共政权的整体形象:官方文化的道貌岸然和正人君子的外观,在民间意识中不过是内核的男盗女娼和奸臣小人而已。也标示出虽经百年努力却仍然未能求得现代化正果的中国,乡野的俚俗文化与庙堂的礼教文化之间的表面对立和内在相通——均没有走出野蛮时代。特别是那些政治加色情的民谣和笑话,显然是地道的男权意识的产物,在民间对衙门和权贵的挖苦嘲讽之中,在饭局上边喝酒边讲政治笑话的放松嬉戏之中,女人再次成为下贱的陪衬和点缀,成为政治笑话的精神大餐中不可或缺的花椒面。而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中,阴阳男女之辩的价值排序,又恰好是对君臣之辩的皇权秩序的注脚。

三民间的升值

与官权、公有和国营的急遽贬值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与个人、私有和私域高度相关的民间价值迅速升值。

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私人财富的空前增长和个人生活空间的不断拓展,为形成民间的公共空间,为民间社会由分散个体发展为组织化的独立社会力量提供了基础。“个人”的价值,由大机器上的小螺丝钉变成了社会之主体和道德之首善;“私有”观念,由万恶之源变成了激励和不容搭便车的出租车;民营和私营,由经济危机之源变成了低成本、高效率的代名词;个人利益化的经济理性变成了天经地义的人性常识。甚至关于时间的观念,也由革命时代的“只争朝夕”变成发财致富时代的金钱和效率,进而变成八小时之外的休闲娱乐。

同时,具有民间倾向的机构和脱离体制的民间人士(包括自由国家的元首和前共产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则受到真正尊重,民间言说和民间立场成为实话和真话的代名词,国际媒体和民间咨询机构发布的信息具有高于官方信息的可信性,其权威性和公信力也得到百姓的认可。通过现代传媒接收境外媒体发布的信息,已经成为国人了解时事的常态;引用民间研究机构发布的统计数字(包括外国的权威机构)与中共官方发布的统计数字进行对比,以便证明官方信息的不可靠,也已经成为讨论中国问题的惯例。即便仍然供职于官办院校、研究机构和媒体的知识分子,只要还在乎自己的文字声誉,也大都用“民间立场”和“独立学术”来标榜自己的言说;即便是大国营公司的法人代表,在谈生意时首先想到的也是个人利益;即便那些在官场上春风得意的官员们,在私下里言谈中也会尽量显示其民间立场和袒露内心的个人见解;即便那些专门对付异议人士的警察们,也会在私下里流露出道义劣势的苦恼。

尽管中共政权还不容许民间办媒体,但是,私人资本和体制外人士已经大量介入传媒业,许多媒体不过是打着官办旗号的民间传媒,所有的官办媒体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也都尽量向民间立场倾斜,即便被多次警告、换血整肃和关门大吉,也难以使其彻底就范(广东的三报一刊《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21世纪报系》和《南风窗》半月刊,其他省市的报刊如:《经济观察报》、《中国青年报》、《社会科学报》、《华商报》、《蜀报》、《财经》、《书屋》、《中国改革》、《三联周刊》、《读书》、《天涯》、《万象》等报刊,一直进行着民间化的努力)。甚至连中共喉舌的中央电视台,也用民间立场来标榜自己的某些栏目和专题(如“东方时空”、“实话实说”、“读书时间”和“半边天”等节目),自称以“关注老百姓的问题”和“讲述老百姓的故事”为宗旨。传媒的民间化趋势,不仅是民众的社会价值评价系统的变化和媒体业者的职业良知所致,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民间色彩也是传媒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所必须。《人民》等党报每年都要为定户减少发愁,所以只能利用行政力量来遏制发行量的日益萎缩。相反,广东的三报一刊根本不必借助于行政干预,而只靠市场化方式就能做到大把赚钱。读者的订阅取向是百姓价值偏好的试金石,鲜明地体现了他们对民间化媒体的喜爱和对党的喉舌的厌恶。以至于,连中共出版署的高官都悲叹道:《人民》越来越每人看了。据传闻,李长春在广东任职期间说过:除了《南方周末》之外,我只看香港的报纸。

尽管,六四以来,官方以各种方式全力灌输和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把“爱国”列为官方道德标准“五热爱”之首,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不断高涨,但是,每个人的内心认同则是国家利益的虚幻性和个人利益的真实性。如果让国人在“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进行发自内心的选择的话,那么,诚实的调查结果只能是:在民间的价值排序中,个人利益远远高于国家利益或民族利益。而且,公开发言与私下言行相分裂的犬儒化生存方式,也必然左右着大陆的民族主义。满口民族大义和一肚子个人计算的分裂,使国人的爱国更多地变成口惠而实不至的作秀。在不危及私人利益的前提下,尽可以高喊爱国口号和宣泄对美对日对台独的仇恨,尽可以在官方的默许下去日本、美国的驻北京使馆前喊几句口号,尽可以大骂陈水扁、布什、小泉,尽可以把语言暴力加诸于“一夜美国人”和“对日新思维”,尽可以对女影星赵薇实施络意淫和语言强暴,尽可以发誓不惜血洗台湾,甚至尽可以弄一艘简陋的小船登登钓鱼岛……而一旦涉及到自身利益,爱国的精英和愤青就决不会优先考虑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不会为了爱国而向怕美媚美的现政权挑战。有太多的权贵家族早已把、正在把亲属和大量资产转移到美国,也有太多的爱国愤青早已登陆美国,正在准备赴美的愤青也不在少数,北京秀水东街美国使馆前排队申请赴美签证的队伍长龙依旧。当然,谁也不能阻止他们拿到绿卡或美国护照后再回来爱国。

在社会的价值评价系统中,民间价值压倒官方价值的另一个突出例证就是“民间道义良知”的出现。而且,这种变化甚至早于改革开放,毛泽东死前的1976年的春天,中国就出现过“四五英雄”,接着是“民间良知”或‘道义英雄”的不断涌现,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民主墙英雄”如魏京生、徐文立等人,知识分子英雄如在反自由化中被整肃的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等人,以及因此而下台的开明高官的代表胡耀邦先生。特别是八九运动和六四大屠杀,造就了象王维林那样只身阻挡坦克的抗暴英雄,象丁子霖教授那样的人权英雄;造就王丹等学生和王军涛等“黑手”;中共的监狱也造就了许多的持不同政见者,造就了中共高层坚守政治道义和做人良知的象征人物赵紫阳、鲍彤、张祖桦(34岁时就出任团中央常委、中央国家机关团委书记)等人,他们能够在功名利禄和政治道义之间的选择中,毅然放弃仕途而坚守民间道义。在六四后的十五年里,为坚守政治道义,鲍彤先生遭遇七年牢狱之灾并在出狱后受到严格监控,赵紫阳先生被撤职查办并被软禁至今,张祖桦先生被开除出党、失去公职并遭到中共的监控,但他们仍然以各自的方式公开发表自己的政治异见,参与民间维权活动,已经由体制内高官转变为民间道义的代表。其他的体制内异见者,还有象李慎之、李锐、朱厚泽、胡继伟、许良英、江平等老共产党人,其政治立场已经完全民间化了,并以大胆敢言而成为民间立场的重量级代言人。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由于日益严重的普遍腐败和两级分化,更由于中共政权对民间自发信仰的打压,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弱势群体的处境急遽恶化,也使民众对中共权贵集团的不满日趋强烈,政权的意识形态合法性也随之急遽衰落。但是,由于民众的合理的权益诉求和反腐败要求没有合法的表达渠道,也得不到官方的正面回应,所以民众就只能以示威、请愿等自发的群体抗议来争取自身的权益、揭露腐败和伸张正义。于是,另一类不同于除了的持不同政见者和党内政治异见者的民间良知应运而生,几乎每一阶层都有自己的良知代表。

在社会底层,他们是“农民英雄”、“工潮”、“反腐英雄”和“殉教英雄”。他们不是产生于民间的政治反对运动,而是来自民间的维权运动,带有更为强烈的草根性。尽管由于中共政权对民间力量的严厉打压,使这些民间英雄的影响大都局限于特定的地域和特定的群体之内,还无法形成更广泛的号召力和动员力,但是,他们的那种来自草根阶层的道义正当性则勿庸置疑,而且随着民间维权运动的扩张和深入,分散的民间运动终将通过自发的组织化而凝聚起来,各地和各群体之中诞生的民间英雄也将联合起来,共同面对已经丧失道义合法性的独裁权力。比如,为农民请命而丢官的李昌平,仅凭一本《我向总理说实话》就成为引人注目的农民英雄,现在,李昌平已经离开体制而投入民间维权。再如,大胆敢言的农民企业家孙大午先生,不但决不向歧视性的权力化市场低头,而且为农民的受歧视命运大声疾呼,他曾与许多异见知识分子保持来往,受邀在多所大学的演讲中,他将现行体制对农民的歧视比喻为“压在农民头上的八座大山”,反歧视和争平等才是农民摆脱贫困的根本出路。当他受到诬陷而被逮捕之后,民间社会不但给予了强大的声援,而且他作为“企业界良知代表”的社会声誉也不胫而走。的确,在当下中国,象孙大午这样重道义重信誉重清白而鄙视惟利是图的企业家,实在过于罕见。

在知识界,占据主流地位的智囊型人物,尽管对政府政策有一定影响,也因此而受到富裕阶层和国外中国问题专家的重视,但在民间的评价中,也只能落得鲁迅笔下的帮忙帮闲的形象。特别是作为“显学”的御用经济学家,他们在回避核心的制度瓶颈的前提下,对稳定优先、经济优先和腐败有理的辩护,被民间嘲讽为“权贵们眷养的看门狗”,一路上不停地摇头摆尾,振响脖子上的金铃铛,招摇过市。而象茅于轼这样经济学家,尽管其观点无法上达中共高层,却以敢于直面真问题和为弱势群体仗义执言,而被称为经济学界的“良心”。另一位智囊型的代表人物吴敬琏先生,一直坚持“好资本主义”而反对“坏资本主义”,他对股市散户利益受损的关注和对权贵资本主义的直率批判,在为自己赢得了“吴市场”的称呼之外,又多了一个“社会良知”的民间美誉。其他学者如杨小凯、周其仁等人,其经济学能够超越了数字游戏而上升为“有道德的经济学”。他们对农民权利和体制弊端的高度关注,使之对中国问题能够做到切中要害的揭示,由此被誉为学问和良知俱佳的经济学家。再如刘军宁、秦晖等学者,前者因对宪政民主的大声疾呼而被清理出官办社科院,却被民间知识界誉为“自由主义政治学的良心”,后者对社会公正问题的杰出论证而屡被清华大学整肃,却被民间知识界誉为“秦晖底线”。创办了《南方都市报》的前主编程益中、敢于公开挑战中宣部的北大副教授焦国标,敢于公开挑战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的卢跃刚……等,皆被称为“界良知”。

特别是,享誉海内外的真话英雄蒋彦永先生,获得了2004年度的“拉蒙?麦格赛赛奖”,该奖素有“亚洲诺贝尔和平奖”之称,奖励那些在“公共服务”中做出杰出贡献的人。

在律师界,律师张思之和莫少平,因敢于为异见人士出庭辩护而被誉为中国法律界的“良知”,二人先后为敏感的异见人士鲍彤、王军涛、高瑜、魏京生、刘念春、刘晓波、方觉、徐文立、江棋生、新青年学会和辽阳工潮姚福信做过辩护,并不同程度地遭到官方警告甚至跟踪。

重庆律师周立太,在深圳建立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专门为民工们提供法律援助,先后代理过1019起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案,打过600多起民工伤残赔偿官司,并收留那些因工伤而无家可归的打工仔,被民间社会誉为“打工仔律师”。但是,为弱势群体代言的“打工仔律师”却很难见容于地方政权,周律师在深圳的事务所被深圳龙港区法院强行取缔。

尽管,这类民间英雄不被官方价值所承认,但他们的存在却得到国内的民间价值和国际主流价值的道义认同。尽管由于中共的信息垄断和封杀,这些民间道义良知很难在国内广为人知,但是在国际上却引人注目。而且,由于近年来互联的日益普及,流亡海外和仍在国内的民间良知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大陆民众所了解。“淡化六四”和“政治冷漠”,固然有利益至上所造成的社会良知萎缩的原因,但也不能否认那是高压下的沉默,沉默大多数的心中埋藏着不同于官方的价值取向。而这,恰恰是和平演变的民间基础——当一个政权的官方价值系统在百姓的灵魂里瓦解之后,除非政权做出顺应民意的重塑道义合法性的制度转型,否则的话,该政权的坍塌便不可避免。正如俄罗斯学者对前苏联体制崩溃的读解那样:红色苏维埃帝国的解体,与其说是被外来的美国力量所拖垮,不如说是被内在腐烂所瓦解。而制度的内在腐烂首先就是政权的意识形态在民间评价中的彻底贬值。

(文化责编:小飛侠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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